【汇旺担保】南北朝金铜佛造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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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拼音]:Nan-Beichao jintongfo zaoxiang

[英文]:gold and bronze Buddha statue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

中国南北朝时期铸造的小型单体鎏金铜佛像。主要供奉于佛寺或宫中,包括佛、弟子、菩萨、天王、力士、诸天等形象,间或也指镀金锤像。南北朝时期,佛教在中国有了深入而广泛的传播,不同地区、各种型别的金铜佛造像,与时代的变迁一道,愈益具有中国的特色。

南朝和北魏金铜佛造像

南朝金铜佛造像传世不多,现存两件是宋文帝元嘉十四年(437)和二十八年鎏金佛像,可为其早期代表。其中如元嘉十四年韩谦造坐佛像,通肩衣、禅定印、举身舟形大背光等,仍具有犍陀罗造像作风。但背光上饰火焰纹、四足方座上加一层束腰须弥座、较规范化的衣纹以及优雅的面容等特点,是新出现的因素。这是以戴逵为代表的南朝造像艺术在金铜佛造像上的反映。北魏金铜佛造像年代较早者,为太平真君元年(440)朱雄造坐佛和四年范申造立佛像。 后一像立于四足方座,座上设低圆莲座。通肩衣纹隆起,采用平行双重线,衣褶随身体起伏。右手作施无畏印,左手作与愿印。该像具有后期犍陀罗造像作风,又造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(446)灭佛事件前,说明北魏初期佛教艺术的主要来源,是西域印度式(或称凉州式)佛像,这与南朝造像有著明显的区别。存世孝文帝太和(477~499)年间金铜佛造像很多,大多造型朴拙,形体肥壮,是北方造像的共同点。这种特点,在6世纪初景明、正始、永平铭诸像上,仍保持其馀势。新造像形式,大约在延昌(512~515)年间已露端倪。现存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正光五年(524)新市县午猷为亡儿造弥勒像, 通高77厘米,包括一立佛、二立菩萨、二思惟菩萨、四供养菩萨、二力士、十一飞天、二博山炉、二狮子。该像铸造繁杂,造型精美,储存完整,是现存北朝金铜佛造像中的佳品。各躯造像及佛座、背光等,分别用插榫连线,说明是分体铸造再合成一像;雕饰精细入微,远胜于大型石刻作品,充分反映了金铜佛造像的工艺特点。主像弥勒,身著南朝褒衣博带式大衣,衣褶宽平,衣裙下䙓如翼式伸展,平柔直垂。这种衣褶表现,是中国式造像的重大突破。面貌清瘦,潇洒秀丽。其他胁侍菩萨宝缯飞扬,帔帛交叉,围绕主像匀整对称地配置,浑然一体。这种追求形式完整、强调装饰化的作风,秀骨清像、风神飘逸的造型,正反映出由于孝文帝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,因此南朝造像风格影响到北方,上层社会风气由质朴豪毅转向优雅繁杂,也是延昌四年胡太后执政后大肆佞佛的产物。从现存造像看,当时河北定州、山东博昌一带,已成为区域性造像中心。南北交融及区域性造像中心的形成,标志著中国金铜造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而且,以正光五年像为代表的北魏晚期造像式样,不仅与其后孝昌、永安铭诸像无大差别,其影响还迄于东、西魏及北齐、北周造像,形成一种新的风貌。

东魏和北齐金铜佛造像

西魏和北周金铜佛造像遗存较少,而储存传统程式较多。东魏金铜佛造像的特点,一方面表现为继承北魏晚期造像的某种式样,同时又显示了向北齐造像过渡的新作风。现存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的天平三年(536)定州中山上曲阳县乐家兄弟造弥勒立像,火焰纹背光细密华丽,衣裾扩张有力,面目舒朗,风姿清秀,仍是正光五年像以来的传统。但身躯比例已发生变动,头部较小,衣纹较深,面相和身体轮廓更加浑圆,立体感更强。北齐金铜佛造像大都矮壮丰满,宽肩鼓腰,厚重浑圆,多用圆雕技法。衣纹表现简洁洗练,流丽自然。天保二年(551)观音立像,有二胁侍菩萨,姿态修直,衣褶下垂外展,圆雕刀法已能显示身体的凹凸起伏。另一天保七年一佛二菩萨造像,光背上有三体化佛,覆莲座周饰数只小象;二菩萨立像,左手上举,右手下垂,饰璎珞。佛座一为覆莲座,一为前呈五角形,后作椭圆形。北齐、北周金铜佛造像,背光多已消失。北齐金铜佛造像中,山西多粗壮,河北较细巧。这一时期造像的显著共同点,是头大身小,作椭圆体。造像衣褶已不再追求线条的表现和雕饰的细腻,而在于对造像自身形态、体型的注意。这种力图挣脱线的造型结构,重在立体解剖的进展,由写意到写实的变化,是中国雕塑史上划时代的一个突进。它标志著中国北朝后期的铸铜术已渐臻成熟。北齐造像的价值,正在于它是由北朝造像向唐代成熟期造像过渡期中重要的一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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